傳統的儒家思想要求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固定位置
所謂倫理、禮等等阿里不答的名詞。
掀開表象，這些規範是要求位居弱勢地位者順從強勢地位者
甚至連強勢規則都定好了，所謂天地君親師
幾千年來這樣的思考規則已經成為整個遠東文化圈的根基思想
整個季風亞洲區幾乎都在這樣的影響之下
在農業時代這樣的架構有其便利之處
像黃仁宇所說得 用道德要求來彌補數字管理的不足
但是進入工業時代，這樣的思想體系直接從源頭否定了變化
你要怎麼叫一個農夫能夠蓋起101大樓？對一個農夫來說
他的世界是平面擴展的，根本沒有垂直分層這回事
台灣人很苦悶，這真是廢話
人類進入工業時代從18世紀到20世紀末，
兩百年的發展幾乎全面顛覆之前的三千年
但是中國人則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開始跨入這個階段
在加上連年戰亂，最後整個大陸區域進入鎖國狀態
只有台灣香港等少部份區域直接跳進工業化階段
兩代人的時間壓縮了兩百年的發展過程
用簡單的數字來概括壓力也會是歐洲人的4倍
驅使著這小島上的人不停往前的動力不過就是相信短期的辛苦能換來更好的未來
在初期確實是如此。
隨著全球供應鍊的建立，出賣勞力對初級產品做加工能賺取相對的財富
但是這財富的根源其實是美元購買力的溢價
當80年代台幣脫離1：40的匯率的時候，這個供應鏈中加工者的位置就無法繼續了
一方面沒有找到新的價值來當作驢子眼前的紅蘿蔔
另一方面文化內涵沒有足夠時間發酵與轉化
無從建立起工業時代的價值觀與社會規則
而時間毫不留情的把人類發展帶進後工業化時代
大量製造不再是解藥的時代
原本隱藏的深層問題都在這時候顯現
個人很渺小阿
我們都只能看到屬於這個時代的狹窄視野
也都受到共同價值觀影響
不斷地在社會價值與自我發展的天平中擺盪
壓力跟鬱悶是一定的，直到能夠找到新的發展方向或是改變集體價值觀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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